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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印象——寂寞而平民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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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园秋客
天津是个寂寞的城市。它的繁华与热闹似乎随着袁世凯北洋时代的结束，也慢慢归于了沉寂。在今天的各色媒体和诸多网站上，很少看到天津人的声影。也许，在某种程度上，这个北方最大的港口城市确实被大众遗忘了。
我是从乡下直接跑到津城的。至今也没有去过几个大中城市。更不要说国外。所谓的印象，只是自矜有在天津七年的生活，多一些感性认识，比起记者的来去匆匆，更有生活的味道罢了。
不过，天津也确实有很感动我的地方。比如，她的城市建设就是我到天津之后，才大为改观的。就拿卫津路上这十几栋高楼来说，除了广播电视大厦，其他都是九五之后的杰作。每次登上宿舍楼的阳台，举目四望，竟有提刀四顾的豪气。好像这座座高楼是我看着盖起来的，也就有了我一份功劳。
据我的观察，天津的房地产市场仍旧大有潜力可挖。横穿天津西市区直达海河边的鞍山道，是原来日本租界的所在。溥仪住的“静园”也在这条道上。现在又和天津最繁华的和平路商业街交差。当然算得上繁华地段。但你如果坐八路车经过，你会发现，路旁还有小小的院子，院子里还有专心喂鸡的老婆婆。那一刻，你一定会忘记这是在一个城市。而院外的车水马龙，院内的世外桃源，都是一道矮墙创造的。
天津的公交很早就实行了自动售票。一上车，就有纸条提醒你：“本车已经消毒，请放心乘坐。”可能因为人口还不够多，天津公交很少紧张到要出汗才能上车的地步。为了取得最大的公交效益，公交路线自然要弯一点。天津公交常常弯得更远。比如，八路车从火车站出来，过海河，向西穿多伦道，到卫津路。正常的应该左拐，上卫津路，直下即到目的地：体育中心。它不，就在要拐的当儿，向左斜插进南京路，再右转进鞍山道出，左拐上卫津路。这个三角其实不过二三百米的距离。可以说没有什么必要。为什么这样呢？不知道。在这两个拐角处上下车的旅客也很少。每到这次拐弯，都能听到外地客人问为什么。我的姑姑曾于八十年代在天津呆了多年，一九八五年回去。十年后的一九九五年，我第一次从天津回家。有人忽然问我从天津西站到东站坐哪路公交车，他要去天津打工。我茫然不知所对。姑姑却肯定的说是24路。大家都不信：都这么多年，早改良了吧？现在，我已经永远记住了这路车。因为姑姑说得一点没错。
天津人似乎在全国露脸的机会不多。许多人可能就记得一个贫嘴张大民。但天津话，全国一定有很多人熟悉。好多相声演员都出自天津。老一辈的侯宝林、马三立，近年的冯巩、郭东临，都能说一口十分标准的天津话。
有人说，天津话是安徽话的变音。天津卫最初一批当兵的都来自安徽。天津卫发展成天津市，安徽人也变成天津人了，安徽话也成天津话了。没有严格考证，留此存疑。
不过，现在确是有不少的安徽名人是生在天津。北大的周一良先生，说是安徽东至人，其实他生在青岛，长在天津，在天津接受私塾教育直到十八岁进大学。现在美国的著名学者余英时，简历上写作“安徽潜山人”，其实也出生在天津。著名小说家、安徽人张恨水则是在天津出的名。这样看来，似乎天津也算的上安徽人的一个福地了。
天津其实是很多人的福地。不仅是对安徽人。张国立自称重庆人，其实他生在天津。有些人说天津不利于个人发展。这话大概是就大环境说的。天津人的宽容是不成其为理由的。否则，生性恬淡的孙犁老先生能选择这作为自己最后的家吗？
说到孙犁先生，自然要说天津的文化。天津似乎没有雅致的气息。很平民化。文化似乎是无所谓高下的。更多是喜欢还是不喜欢。鲁迅先生可能在天津就呆不下去。不过，天津似乎确实需要提升自己的文化品味。不能老是说相声。说实话，孙犁先生逝世，是我第二次意识到孙犁是住在天津。第一次我已经忘了是什么时候，因为什么事情。天津的气氛似乎很难让我想起什么文学、思想。
天津的同学素质都很高，为人很热情、朴实。高考分数能说明多少东西暂且不谈，就我知道的，在天津上清华、北大似乎也非易事。上天大、南开热门专业的本地学生，分数不比外地学生低。当然，历史哲学就另当别论了。
这可能和天津中学教育的发达很有关系。大多数人可能只知道一个天津南开中学。其实，天津的一流中学还有耀华、新华、实验和天津一中等。近年，天津外国语学校后来居上，大有取而代之之势。天津的市长先生曾经承诺：要造就一批耀华、南开。这个计划似乎正在实现。许多差一些的学校都被合并。与对发展天津高校的热情相比，天津似乎对中学的热情要更高一些。
天津人似乎不是很乐意出去。就喜欢在这儿猫着。最远就是到北京。我很少听天津同学说起他有校友在复旦或者南京的。大概天津的舒适使得天津人乐不思蜀。其实，背井离乡的有几个不是因为家乡的穷困和无聊呢。说实话，我真有点羡慕天津人。确实的，除了嘴有点贫，天津人很值得交情。比起傲慢的北京人（其实北京城里有几个真正的北京人），精明的上海人，天津人是很可爱的。我只遗憾我不能在此多做停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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