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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天津]寻根：天津市区的历史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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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书城 编辑：文松辉
今天天津的主要市区，是指河东、河西、河北、红桥、南开及和平第六个区。其中，与“河”有直接关系的就占了三分之二。这显示了天津市区形成、变迁的一个历史特点：沿河发展。
天津市区的形成和变迁，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特点呢？这就应当先从天津的聚落谈起。
一、天津的聚落基点
公元12世纪初，蒙古骑兵越过阴山，席卷北中国。原来占据赵宋王朝半璧江山的金朝岌岌可危。1213年，金人完颜珣（阿补堵）为宣宗皇帝，登位后立即向蒙古求降。1214年春，成吉思汗的铁骑退兵。不久，完颜珣任命完颜佐为都统。《金史》记载：“完颜佐本姓梁氏，初为武清巡检，完颜咬住本姓李氏，为柳口镇巡检。久之，以佐为都统，咬住副之，戍兵直沽寨”。（中华书局新版，第2273页）。这个直沽，就位于原三岔河口（1）东南岸狭小的三角地区，即今天津市狮子林桥西侧的玉皇阁一带，有时也被人称为小直沽。
《金史》的记载，说明了很多问题，特别是显现了武清、柳口和直沽的地理关系和建置沿革。这一点十分重要。武清为古泉州（故城在今武清县城上村），汉以来一直是水运要津和榷盐重地；柳口镇系杨柳青，属靖海（为古东平舒，今静海县），很早即为集镇。直沽一地原分属武清、靖海两县，久之，因经济、政治、军事形势的发展，其重心才移往直沽。换句话说，因为当时天津已上升到新的地位，才派都统率兵戍守，并在史籍中首见。同时去完全不同的这种变化，表明直沽一地成了今日天津的原始聚落点。
为什么天津人的“根”要扎在直沽呢？
近年来，考古专家察出，战国时代，津南区巨葛庄出现了双兽纹或虎纹瓦当、绳纹小砖、筒瓦板瓦建筑物的材料；北仓有了2.26m*1.87m半地穴式的家屋；今解放南路（大任庄）有汉代文化遗存；军粮城也有面积较大、文化内涵丰富的唐代遗址。同时，宋代文献记载，今天津的泥沽、双港、小南河也设过军事性的砦（寨）铺。无疑这都可能是天津人最早的居住的地方（当然还可能有未发现的）。但它们都没有成为天津市区的基点。其原因，固然与西汉时渤海“海水溢”（《汉书、沟洫志》）有关，更主要的，是直沽在地理位置上具有别处无可比拟的优越条件。一、直沽正当三岔河口，是海河的起点。而海河是由北运、永定、大清、子牙、南运等河，从北、西、北、西南、南各个方向辐聚而成，《水经》称为“泒（沽？）河尾”，因此这块地方是内河和海口的咽喉，兼有河港、海港的性质。二、这一带河幅较窄，平均为100米，而以下河幅逐渐展宽，至海口宽达三四百米不等；水也不深，这便于当时人的活动。三、由于天津成陆及海河水系的关系，直沽所处高程，在今大沽海面水平七八米间，此外大部地区只高二至四米。优势的地位，对直沽作为居民聚落点显然有利，对金兵来说，这里又是同女真族老家及食货来源泉之间的联系枢纽，设寨戍守，也完全必要，于是，直沽从此成了天津的聚落点。
直沽一地，“初仅一渔堡耳”，原只有少数渔民、船户居住区，后来来了一些女真、契丹族的军人，成为天津市区最初的人口构成。
二万灶沿河而居
在完颜佐戍守直沽寨后的几个月，蒙古铁骑旋风般地卷土重来，直沽又发生了变化。首先是出现了盐场。元王鄂《三汊沽创立盐场碑记》说：“甲午（1234）之秋，三岔沽之地，未霜而草枯，滩面宽平，盐卤涌出”。最初允准高、谢等18户设灶煮盐，很快“招徕者日益众”，“商贩幢幢往来”。经过两年的发展，就设置了三汊沽、大直沽两个盐使司，盐民出现在当时的天津市区。其次，元设大都（今北京）后，食货“无不仰给于江南”。（元危素《海运志》）。1282年试行海运江淮米4.6万余石，第二年抵直沽（损失近4000石）。自此海运发展很快，粮食从江南装船后，“舟将抵直沽，即分都漕运官出接运”（元贡师泰《玩斋集》）。因而设立“直沽海运米仓”，并在海河折弯处大直沽先后设“临清御河运粮万户府”和“接运厅”，管理储运。到1329年，达到了三百五十余万石。不久，还在大直沽、小直沽建立了两座“天妃灵慈宫”，都是与海运有关的建筑物。这直接促进了天津的繁荣，正如元王懋德所说：“东吴转海输粳稻，一夕潮来集万船：（《直沽》）。海运也带动了海上贸易，既有北来的“去年吴人赴燕蓟”（元黄镇成《直沽客行》）。它使天津市区范围由三岔口一隅之地，扩大成东到大直沽，经马家口、三岔口、侯家后，西抵马头一带，这是当时天津市区形成沿海河狭长发展的基本状况。明汪来谈到天津风气时曾说“万灶沿河而居”（见《毛公去思碑》），就是很好的描绘。
元人为保卫海运这一生命线，控制各河会口而拱卫大都，还在1209年，于直沽设“镇守海口屯储亲军都指挥使司”，派兵防守屯种；1316年改直沽为海津镇。1349年在此设镇抚司。到终元之世，还派知枢密院事这样的重臣买闾防守海津镇。
直沽——海津镇这种经济、政治的发展特点，使天津市区的人口“兵民杂居久。一半解吴歌”（元傅若金《直沽口》）。十分自然，这些从事盐利、漕运，海防河防的人口，都不能不依托、居住在海河沿岸。
三蓟北名城河路码头
明永乐二年（1404）设卫筑城，城周长九里二分，位于原直沽的西南侧。但市区平面这一变化，并没有影响沿河发展的特点，相反，由于天津卫城经济职能的作用，沿河一带，主要是西岸，更加繁荣，更加向海河上下游延伸。本来，天津卫的衙署多设于城内，如卫署设南门内西侧，左卫设东门内门房后，右卫设三皇庙后；其它署也是“文东武西”居于城里。这只是形成政治统治的中心，而经济的中心并不在城内。即使是一般居民，前人多有记述，大都不住城内。城内甚至长期存在五大水洼，因为天津卫的主要职能仍是漕运。
《明史》记载：“永乐元年（1403）命瑄（陈瑄）充总兵官总督海运，输粮四十九万余石……遂建百万仓于直沽”以后，输粮数字迭有增加，并一再建仓设囤。但因海运屡遭困难和损失，明廷从1411年到1415年积极疏通大运河，使浙江杭州到津、通的南北水路全线畅通。1487年起，每年经天津转输的漕粮都在400万石上下。芦盐也由天津卫源源运往中原地区。大运河的通航，使商品物资、贸易行旅也有了迅速发展。《天津卫志》说：“城西北沿河一带，旧有杂粮店，商贾贩粮百万，资运京、通。”明廷又应允漕船夹带二成货物，使得“南艘鳞集，商有兴贩之便。”一时之间，“百货倍往时”（《明史、食货志》），沿南运河一带（北门外）市声鼎沸。人影如云；成为当时天津市区繁华的中心，但是，因海运停止，沿海河向东不再发展，以至于大直沽那个“天妃灵慈宫”的香火，都逐渐被城东门外的“天妃宫”（清初改“天后宫”）所代替。明弘治（1488——1505）年间天津曾设十集一市，五个在城内的集渐次衰落，五个在东、北门外河沿的，交易却很兴旺；其中的永丰集设于南运河西大湾子的张官屯，因为沿岸经济的发展，集市贸易活跃，地名竟被改称为永丰屯。
一直到清代，天津的经济活动，始终在沿河西岸及其附近进行。商业行会集中的锅店街、估衣街、针市街、钞关（北大关）、缸店街、茶店口、肉市口、粮店街、粬店街、鱼市、驴市口，都绵亘在这一线。闽粤商人贩来了洋广杂货，出现了两个洋货街，自然也都在东、北门外河沿。离河远的地方，虽为城郭，仍是荒疏冷僻。“天津城南地势洼下，夏霖秋潦，汪洋绝望。”（查为仁《莲坡诗话》）。西门外则是一片坟墓。因此，从宫南、宫北到马头东街（估衣街），一路之上，但见“沉檀珠翠来闽海，花鸟楼台绕卫河（南运河）；商贾竞趋盐利，优伶纷逐酒筵歌”（崔旭《念堂诗草、津门》）。侯家后更是有名的“销金锅子”。
元、明到晚清，天津市区沿河发展上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即主要是沿西岸发展（2）。旧日河东（不是今河东区，而是东门外对河）沿岸，明为銮仪卫庭燎厂苇地，清雍正后是“堆积如山傍海河，河东数里尽盐坨。”（盐署、盐商的活动仍在西岸）。河北（包括今河北区、红桥区南运河北东岸）则是东、西两大窑洼，而窑洼在光绪初年犹是荒瘠之区。“（《天津政俗沿革记》）清代河北大街稍形繁华，不过是为“河路买卖”服务的小区。这是天津市区沿河发展特点中的特点。
四夷楼高枕海河涯
1860年后，根据《北京条约》，天津被帝国主义国家强划出英、法、美、德、日租界；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后，又增加俄、比、奥、意租界，原有租界也一再扩大，天津成为典型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城市。帝国主义同封建主义一样，根本不会顾及天津市区应有的合理的发展。他们自海上侵入，仅仅企图利用天津作为侵略活动的桥头堡，把商船、军舰直驶天津。于是看中了海河西岸的闸口、马家口、紫竹林、杏花村、梁家园和东岸的盐索、老龙头、大直沽、，处心经营。清同治五年（1866）天津人民曾发《揭贴》斥其“沿河一带建楼房，扯旗放炮逞刚强”（1952年5月9日《进步日报》）。海河沿岸自天津城以下，几乎全部成为帝国主义洋行、仓库、码头，“层楼四起，几成洋场”（《天津县新志》）。帝国主义的侵略，使天津市区沿海河拉得更为狭长；西岸挤不下，就强占东岸，他们也要沿河扩张自己的势力。公元19世纪初，天津诗人梅成栋写诗《马家口南行即景》：“市远寒流见，参差露菜田；三秋芦絮地，一梦柳花天”，不过是一片寒水、菜畦、苇塘、衰柳。只过了80年，这一带已是“街道宽平，洋房齐整”，“行人蚁聚蜂屯，货物如山堆积”，“电线联成蛛网，路灯列若繁星”（《津门杂记》）。市区物质外貌的变化太大了！适应这一情况，1882年因“津城外自院浮桥（海河起处）而下直接紫竹林冲途要道”，就修了天津第一条官道。1888年，建成天津至唐山的铁路，火车站原设旺道庄，后为接近通往租界的老龙头铁桥（1927年另建成“万国桥”，即今解放桥），1892年站址也改设于老龙头。那条新修官道和这个车站，都紧贴在海河岸边。这就吸引经济活动的重心，显著地沿河自北向南移动。1900年，八国联军破坏了天津的大部市区，拆毁城墙；沿南运河的宫南、宫北大街、锅店街、估衣街，成一片焦土（见刘孟扬《天津拳匪变乱纪事》）。变动更大更深刻了！“南门外一望荒凉，向多积水。自庚子后外人租借地逼至东南城角及海河东岸。歌楼酒肆，丛错其间。”（《天津政俗沿革记》）侯家后、大关河沿的经济繁荣，一落千丈；而移往与租界接壤的南市一带。1903年，袁世凯督直时曾在河北建新车站（今北站）、金钢桥，开辟大经路新市区，企图经营北洋巢穴，但与帝国主义沿河建立的经济中心无法抗衡。20世纪20年代，法租界天增里一带陆续建成国民饭店（1923）、浙江兴业银行（1925）、劝业场（1927）、惠中饭店（1928）等，组成商业性大型的建筑群，天津市区出现了完全新型的繁华中心区（曾被称为“小巴黎”），从此直到天津解放。
五扭曲的“非”字形建成区
综合上述，可以看到天津市区的形成、变迁的历史特点——沿河发展，是由各个历史时代的经济（盐业、漕运、渔业、外贸等）、政治（屯戍、建卫）等原因决定的。市区无限的沿河发展，就使得天津建成区的街道布局，基本上像一个被扭曲的“非”字形：中间海河；南北走向的都是长而宽的大路，而东西走向的，大都不得是被分割成短而窄的街道。如果想从北站往市区南端的陈塘庄工业区，尽管路程长，还是便利的；但如果想从河东新开路郭庄子大街往西头小西关，尽管直线途程不比前者长，那就困难多了！这种由于长期封建主义、帝国主义统治而形成的城市建设布局，对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工业城市，对于交通运输、人民生活非常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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