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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坊--封建伦理的物化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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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和敬
在徽州，牌坊是与民居、祠堂并列的闻名遐迩的建筑。被誉为徽州古建“三绝”。树牌坊是旌表德行，承沐后恩，流芳百世之举，是古代是人们一生的最高追求。古徽州享有“礼仪之邦”之美誉，封建礼教对徽州社会的影响特别深远，因此，古代徽州大地上建起牌坊数以千计，虽经沧桑巨变，至今留存的仍有很多，犹如一座诺大的“牌坊艺术博物馆”。
忠孝节义的人造化石
歙县棠樾村口百余米长的甬道上，井然有序地屹立着7座牌坊，这就是全国罕见的棠樾牌坊群。四周是一片平畴，7座牌坊拔地而起，雄伟高大，古朴典雅，蔚为壮观。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红楼梦》、《烟锁重楼》、《儒林外史》等数10部影视剧曾在这里拍摄。
牌坊群以“义”字坊为中心，按“忠、孝、节、义”的顺序由两头向中间依次排列，呈半弧形展开。依次为鲍象贤尚书坊、鲍逢昌孝子坊、鲍文渊妻节孝坊、乐善好施坊、鲍文龄妻汪氏节孝坊、慈孝里坊、鲍灿忠孝坊。明建3座，清建4座。
鲍象贤尚书坊，明天启二年（1622年）秋始建，清乾隆六十年（1795年）秋重修。此坊为四柱冲天式，是为表彰鲍象贤戌边有功而建的。鲍象贤，为棠樾鲍氏十六世祖，嘉靖八年进士，初授御史，后任兵部右侍郎。镇守云南、山东时，劳绩卓著。隆庆初卒，赠工部尚书。石坊上镌刻“命涣丝纶”，意为对皇上的诰命忠心不二地执行，以称道其忠。因此，被皇上恩泽三代，替其祖父鲍灿赢得了一个孝行坊。鲍灿孝子坊为明嘉初年始建，清乾隆十一年（1746年）重修。牌坊额刻“旌表孝行赠兵右部右侍郎鲍灿”。鲍灿，读书通达，不求仕进。他因母亲两脚病疽，延医多年无效，即持续吸吮老母双脚脓血，终致痊愈。其孝行感动了乡里，经请旨建了这座旌表牌坊。
慈孝里坊，明永乐年始建，弘治十四年（1510年）重建，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重修。该坊上面镌刻着“御制”、“慈孝里”，象征着对孝道的最高礼赞。据旧《歙县志》记载，元代歙县守将李世达率部叛乱，四处却掠百姓，棠樾人鲍寿松和其父均为叛军所获。叛军决定二人只能存活其一，并由他们自行商定。于是父子二人展开了一场死亡争夺战，都想以自己的死换取亲人的生命。正当他们争执不下时，丛林间忽然刮起一阵大风，飞沙走石，叛军疑有追兵，仓皇逃窜，鲍氏父子都保全了性命。后来鲍寿松入仕，朝廷为表彰他们父子的父慈子孝，赐建了“慈孝里”牌坊。石坊上刻有明永乐帝御赐诗，诗曰：“父遭盗缚迫凶危，生死存亡在一时；有子阶前求代死，此身遂保百年期。救父由来孝义深，顿令强暴肯回心；鲍家父子全仁孝，留取声名照古今。”人们对鲍氏父子的美德极为钦仰。乾隆皇帝下江南闻知此事后，专为鲍氏祠堂御书了“慈孝天下无双里，锦绣江南第一乡”的对联以示褒奖。在徽州，像这样孝行为数极多。建于清嘉庆二年（1797年）的鲍逢昌孝子坊，就凝结着一个“千里寻父”的故事。鲍逢昌之父在明末离乱时外出多年，杳无音讯。清顺治三年，鲍逢昌年方十四，家境贫寒，为了寻父，便沿途乞讨，千里漂泊。也许是鲍逢昌的孝行感动了天地，在湖北雁门古寺与父亲不期而遇，并把父亲接回家中。这里，母亲病重在床，鲍逢昌又历尽艰辛，攀崖越岭，四处采药医治，并割股疗亲，以表孝心。乾隆三十九年下旨旌表，称赞他“天鉴精诚”、“人钦真孝”。后即建此坊，传誉乡里。
理学家们除宣扬孝道外，还大力宣传贞节观念。宋代理学家程颐就曾说过“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这种存“天理”灭“人欲”的节烈观，使广大妇女耳濡目染，铭刻于心。所以，理学渊源之地的徽州，贞节牌坊所占比例最多。鲍文龄妻汪氏节孝坊，建于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额刻“矢贞全孝”、“立节完孤”。汪氏25岁守寡，45岁去世，守节20年，可谓是封建礼教的牺牲品。建于清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的鲍文渊妻吴氏节孝坊，上刻“节劲三冬”、“脉存一线”。吴氏，上海嘉定人，22岁嫁到棠樾。29岁时丈夫便去世了，她立志守节；同时，尽心抚养前室之子，直至其成家立业。她还安葬好未埋的祖宗遗骨，修好祖族坟茔。吴氏守寡终身，于60岁去世。吴氏以继妻之身，能尽育子修坟守节之职，足见理学对其影响之深。据歙人赵吉士评价，“新安节烈最多，一邑当他省之半。”绝非虚言。徽州一座座用血泪凝铸的节孝牌坊为不幸的妇女带来了无上荣光，更影响了千千万万的妇女甘愿受礼教的摧残。
棠樾村有了忠、孝、节牌坊。但村里名流巨富仍嫌不足，想造一个“义”字坊，凑齐“忠、孝、节、义”四字，好光宗耀祖，流芳百世。于是打通关节，将这层意思透露给乾隆皇帝。乾隆应允，但要棠樾鲍家盐商为朝廷修筑八百里河堤，发放三个省的军饷。世代官商、时为两淮盐运司的鲍漱芳当即答应。据《歙县志》载：洪泽湖决堤，鲍漱芳集议公捐大米六万担；淮河、黄河大水成灾，又力请公捐麦四万担，“所存活者不下数十万人”；改六塘河，开山归海，又“集众输银三百万两，以佐工需”；疏浚芒稻河，捐银六万两；助浚沙河闸，捐银五千两，等等。故“以屡次捐输；叠奉恩旨，以优议叙，加十级”，深得皇上欢心和赞赏，于是在清嘉庆二二五年（1820年）赐建了这座“乐善好施”的义字坊。环视全国牌坊，还很少见到有这种义字坊。由此可见徽商“藏镪百万”的经济实力和“上交天子”的政治地位，开全国之先河，树立起这座富丽堂皇的义字坊。
7座牌坊7个故事。它是鲍氏家族荣耀的丰碑，闪耀着一代徽商的辉煌；它是封建伦理的人造化石，浓缩了一个个贞妇懿女血泪交织的故事。
一座科举纪念碑
棠樾牌坊群以其历史悠久、规模宏大、风格独特、保存完好，为全国罕见。而位于歙县城内解放街和打箍井街十字路口上的许国石坊，四坊架连，八脚并立，高大宏伟，也是举世无双的杰作。
许国石坊，又名“大学士牌坊”，俗称“八脚牌楼”。建于明万历十二年十月（1584年），距今已月400余年的历史。许国，歙县人。明嘉靖乙丑年（1565年）中进士，历任嘉靖、隆庆、万历三朝，故人称“三朝元老”。曾获御赐一品服出使朝鲜，驻外期间“馈赠一无所受，朝鲜勒石以颂”。万历十一年（1583年），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内阁赞机务，旋加封太子太保，授文渊阁大学士，次年9月又晋少保，授武英殿大学士。不久，他即在故乡修建了这座石坊。
在石坊的前后左右都有题签镌刻。前后两面的顶层和侧面第三层的正中镶嵌着双龙盘边的匾额，上面直书“恩荣”两字，表明这是皇帝赐予的恩典和荣光。底层四面额坊上分别镌刻着“大学士”三个大字；前后两面小坊上署有“少保兼太子太保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许国”全副头衔；前后两面的第二层枋上各为“先学后臣”、“上台元老”斗大楷书刻字。“先学后臣”表明许国是科班出身，凭着文才而登上仕途，借以宣扬“学而优则仕”的儒家思想。“上台元老”，“上台”即“三台”（上台、中台、下台）之一。“三台”本来是星象的名称，而古人常用以象征“三公”（太师、太傅、太保），石坊两边还刻有当地地方官员的姓名、职位及纪年。石坊上所有题字，全部是馆阁体、臂窠书，相传出自清代一大书法家董其昌的手笔，字体貌丰骨劲，挥洒自如。惜未留下落款，现在只能从清代吴梅颠的《徽城竹枝词·咏八脚牌楼》的诗句“八脚牌楼学士坊，题额字爰董其昌”加以佐证。
按当时礼法规定，臣民功德卓著者，经恩准可建四脚牌坊加以旌表，如越级自建，则犯欺君之罪。许国竟能在故乡造起了八脚牌坊，其中蕴藏着一段古老的传说：相传，许国少时家贫，考取秀才后因生计所迫曾在泾县处馆执教。所授学生纷纷中举，步入仕途。一日，学生相邀款待许国，席间一少年行志者追问先生：“先生学问如此之高，何不再考，岂能满足于一秀才呢？”许国默然。另一位年少气盛者说：“只有状元学生，哪有状元先生呢？”许国闻言，拂而愠怒：“古语有云‘十年不飞，一飞冲天；十年不鸣，一鸣惊人。’难道没听说过吗？”不少学生哄然大笑道：“先生如一飞冲天，一鸣惊人，我辈当运石到徽州为先生造一座牌坊。”许国高声道：“好，他年定叫尔辈践此诺言。”事后，许国闭馆回徽，深居苦读，于嘉靖四十年（1561年）举乡试第一，高中解元，过四年殿试又中第七名进士，以后历任三朝，甚有政绩，被赞为“协忠运筹，茂著劳绩”，万历皇帝下旨恩准其回乡建一座四脚牌记。许国想，在徽州四脚坊太多了，造得再雄伟精致也不足为荣，于是就想造一座八脚牌坊。但私造八脚牌坊是有杀头之祸的。于是他暗生一计，圣旨虽下，许国却迟迟不动身，三两天就去朝见万历皇帝。万历帝问：“爱卿何不赶紧回乡去营造牌楼？”许国答：“臣正准备回家去造牌楼。”就这样过了三四个月，万历帝又如此问，许国又如此答。万历帝显得不耐烦了，说：“老爱卿办事从未如此拖沓，如今竟为造牌楼拖这么长时日，照朕说，不要说四脚牌楼，就是八脚牌楼也造好了。”许国闻言，正中下怀，俯身便拜：“谢主龙恩，臣回去就造八脚牌楼。”万历帝见状，方知上当，但皇帝金口玉言，一言九鼎，又想到许国是三朝元老，功绩赫赫，也就破例默许了。于是许国回徽州催动府县，鸠集工匠，营造牌坊。为报泾县之辱，又命泾县令造牛车，征民工，从泾县运石头到徽州造八脚牌坊。至今还有一首民谣反映此事：“泾县牛，拉石头，拉到徽州造牌楼。送给许国大学生，荣宗耀祖传千秋。”历来长辈以此歌谣劝诫对师长不尊这孺子，而许国知耻后进、功名成就的故事在这里也传为美谈。
许国石坊集徽派文化于一身，在建筑上代表着16世纪石雕艺术的最高水平。它实际是一座“科举纪念碑”，象征着在官本位的传统社会中读书入仕的崇高地位和科举成功为家族带来的无上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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