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百年来中央王朝和傣族土司对基诺族的统治，百余年来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变化，确曾给基诺族的历史发展带来了影响。滇南边疆基诺族的社会并非与世隔绝。但是，外因的促进并没有代替基诺族历史的内在的必然发展，所以，直到本世纪五十年代初，基诺族社会仍处在原始社会末期的农村公社阶段。无论在生产方式和社会生活中，基诺族社会都具有村社的明显的特征。以“刀耕火种”为特点的山地农业，是基诺族的主要生产部门。所谓“刀耕”，并非用刀耕地，而是用刀砍掉轮种地中的树林，一待当年或来年耕种的山地的树砍光了，也就等于水田农业之犁耕完毕了；所谓“火种”，更非用火来播种，而是指把砍倒晒干的树干枝叶焚烧，烧得越干净越好，直到地面上积下一两寸的灰烬——此乃天然的优质肥料，从而为播种丰收奠定了基础，这就等于犁耕农业的播种了。可见，“刀耕火种”虽非科学术语，却也在与犁耕农业的比较中表现了原始山地农业的基本特点。农具有砍刀、弯刀、刨刀、镰刀、小剁铲、小手锄等，主要农作物是旱稻，也种植玉米和豆类、瓜类等。以巴亚寨为例：这里的可种山林按惯例分为十三大片，每年砍伐其中的一片，种完一片后一般次年就丢荒，十三年后这里已长出茂密的森林，又轮到它被砍伐耕种的时候。播种法是，男子手持长丈余、上安宽约二指的小跺铲的竹竿在前边戳洞，女子在后边点种掩土，在乎缓的坡地上也有撒种的。这种“刀耕火种”地占耕地面积的绝大部份。此外，少数平缓坡地上可以用锄挖，能连续种几年；有极少数管沟坡地水源好土质肥，经锄挖后可多年耕种。但即使这少数耕种多年的土地，也靠火烧事先堆放的树木枝叶作肥料。惟对选种相当重视，一般都是穗选，专门保管，因此，旱谷和糯谷品种虽多达三十余种，但并不混杂。除砍树——“刀耕”和烧山——“火种”时集体出动协作外，其他劳动工序都以小家庭为单位进行，换工互助的形式比较流行。一个正常劳动力每年大约可耕种五十斤旱谷种和十斤棉种的山地，正常年景可收一千二百五十斤早谷和二百斤籽棉，各为籽种的二十五倍和二十倍。这种“刀耕火种”方法之比较原始落后，是可想而知的。但不可忽视的是，基诺族对山地农业的耕作已有一套世代相传的经验，如节令的选择，不同地段适宜于什么品种，以至间种轮作和田间管理等，都行之有效。巴亚寨老者沙先，曾两次在“刀耕火种”中达到亩产千斤旱谷，产量达到籽种的一百倍，这种水平就连附近牛耕山地农业的民族也不曾达到过。正因为如此，尽管附近使用牛耕山地农业的村寨颇多，基诺族中除少数村寨外，绝大多数村寨都有许多黄牛水中却不利用牛耕。黄牛水牛无专人照料，任其在村寨附近觅食；牛肉主要是供在重要仪式上祭鬼，然后才食用。基诺族地区还有猪、狗、鸡等家禽家畜。

　　男子的狞猎和女子的采集，是重要的家庭副业。妇女劳动之余都兼及采集，可食之野菜野果达四五十种，这是佐餐的主要食品。基诺山广阔的原始森林是男子的天然猎场，人们劳动时都随身带着管箭或火药枪，沿途常打到一些野兽和飞鸟，农闲时则常举行集体行猎。基诺族狩猎经验丰富，狩猎工具除弩箭与火药枪外，还有弹弓、弯弓、跳签、压木、粘条等。即使结构简单的弯弓，埋伏后偶尔也会射死野猪、熊和大象，而“见血封喉”的毒箭也是狞猎中的利器。火药枪的打制是近八九十年来由汉族铁匠传到基诺山的，它是重要的狩猎工具。狩猎可以不时提供肉类，有些游猎能手家因此而一年四季肉食不断。手工业附属于农业。妇女一般都会纺织，她们在山间走路时往往也手持纺轮捻线，稍有空闲就用原始的腰机织布。这种土布牢实暖和，并织有本族喜爱的传统花纹。每一树寨一般都有不脱产的铁匠，区内还有几个银匠，打制生产生活用具和装饰品。他们都多是进行来料加工，铁、银料多是汉族商人贩运而来。竹的利用反映了基诺族的智慧和水平。如竹楼的结构是竹，楼内的桌、凳、床、箱用竹，装水的桶是竹，还曾用竹煮饭、烧水，用竹翔竹记事，用竹作乐器——如竹口弦和七竹筒打击乐；竹笋还可作菜，新鲜竹笋有甜笋、苦笋，有的可作成笋丝干莱，泡菜式的酸竹笋更是人们嗜好的佳看。竹蔑编制是基诺族男子的经常性手工业，大至背篓，小至精巧的烟盒、饭盒，都编织得牢实美观，反映了颇高的工艺水平。因此，基诺族的竹器远远取代了陶器的功能，其所以至今不能烧制陶器，应与热带山区提供了大量多样的竹子，特别是基诺族善于对竹的因竹制宜有关。

　　基诺族没有专业商人，更没有形成初级的商业市场。商品交换多是以物易物，用棉花、茶叶交换汉、傣亩人的生铁、食盐等。由于旧中国的封建剥削压迫和社会不安定，作为六大茶山之一的攸乐山的茶叶种植后来已破败凋零，但清代时这里的茶业仍相当繁盛，从有些人家保留过清代的许多纹银来看，清代茶业兴盛时汉商购买茶叶是用白银，而并非都是以物易物。解放前，云南地方政府铸的半元银雨——俗称半开，也曾在基诺山通行。除了个别村寨外，基诺族每个村寨都由几个不同氏族的一些个体家庭组成，这说明基诺族村寨已是地缘村落，而并非血缘村落了，这一点，正是处在原始社会末期的过渡性的农村公社的一个特征。农村公社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生产资料的两重性，这一点，基诺族的基本生产资料——土地的占有形式也与之相吻合。基诺山的土地名义上都属于傣族土司所有，其表现是每年要派员到基诺山收取一定贡税，但这只是一种超经济的统治权，并不因此而干预基诺族对山区土地的占有和使用权。在基诺族的传统观念中，基诺山的土地正是创世主分定给基诺族，并由其世代所有，并非他族统治者所有的。每个村寨都是一个自然经济的农村公社，村社各有自己的边界，并由刻制成刀枪状的界桩作为标记，其他村寨的人不得越界耕作，俨然一个自给自足的小天地。作为村社内的土地所有制形式，主要有以下三种：一是村社土地共有制，这包括村社内不能耕种的山林、河流，边远的“刀耕火种”地和村社公共墓地等，在一般村社的耕地面积中，这部分共有制土地所占比例不大；二是以氏族为单位(包括所属的大家族)的土地共有制，在多数村社中这种土地共有制占着优势地位；三是个体小家庭的私人占有制，这种占有制只适于在本村社定居时，如果迁居别村即失去其土地的占有权而归属于氏族或村社，包括宅基地和园圃地在内，私人占有土地在多数村社所占的比例都不大。

　　巴亚寨是私人土地占有制比例较大的村社，这种私地名叫“可得可达”’可以长期占用，甚至可以转让，但脱离村社时仍须将士地交还氏族，但即使如此，包括对牲畜、生产工具的私有制在内，都应是原始社会的生产资料私有制的一种成分，这种生产资料私有与土地山村的村社和氏族公有相结合，使构成农村公社过渡性的生产资料两重性的特征。萌芽性质的土地租佃、买卖已经发生，高利贷与雇工和个别具有原始家内奴隶式的“养子”也已出现，社员内部开始出现了贫富分化。富裕者称“搓果”；穷困者称“绕赤”，居中的次等困难户叫“卖马亚”，极个别人家就其经济地位讲白接近剥削者，但基诺族中尚未出现脱离生产劳动的人，更未完成一个专以剥削奴隶或农民为生的剥削阶级。在这里，劳动力的多少强弱或病灾同穷富密切相关，穷富之间并不稳定，比如，巴普寨老蚱家五曰只一个劳动力，是个不够吃穿的“绕赤”，而巴漂头人卓巴家六日人就有五个劳动力，所以一年的收获可以吃穿两年，就成了知名的富户——“搓果”。土地私有、租佃、买卖、雇工是近五十年来逐渐发生的，直到解放前；它在多数村社中仍没有取代了村社或氏族土地公有制的主导地位。村社的政治管理者，首要的和必不可少者叫“卓巴”，他是村社内最古老的氏族的长老，也是全村社的首席长老，此外，多数村寨中还有一个仅次于“卓巴”的第二位长老——“卓生”，他一般是由村社另一较古老氏族中产生的。每一村社都有一个象征祖先神器的大木鼓，专藏在首席长老“卓巴”家，被人们尊为神灵，反映了来源于原始氏族的长老享有代表鬼神的权威。长老在村社享有极高威信，但他却既非由于聪明敢，更非由于其经济富有，而惟一的条件就是年长，不管他多么乎庸，甚至他是个瞎子、聋子，只要他是古老氏族中的年龄最长者，就要义不容辞地登上村杜长老的席位。一旦他去世，其位置则由同一氏族的最年长者依次继任，有些较大的村社还按年龄排好继承者，“卓巴”的继承者叫“巴努”’“卓生”的继承者叫“生努”，他们作为当权长老的助手，在“卓巴”、“卓生”未去世前就要从事村社的具体管理事务。村社换老的职能主要是主持树社的生产、生活和祭袒活动，如播种前需要长老们研究确定时节，并举行播种仪式，然后全村才得播种；过年日期亦由长老决定，一旦首席长老家专藏的大鼓敲起，就宣布了过年的开始，届时村社男女老助都群集长老家和节而舞。长老被认为是村社的代表或象征，有的村社人丁不旺或长老氏族绝灭，往往会引起整个村社的迁居。尽管傣族土司长期以来在基诺族中设立了“叭”、“岝”、“先”的一套基层政治组织，国民党政府又在基诺族中设置过保甲制，但它们往往与基诺族的村社长老制相结合，并未因此而取代了村社长老制的传统领导地位。